余读李白诗，最喜欢的是这一句：“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也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也。而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”（《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》）。此句的情怀与境界，是一般诗人不可比的。每次踏足梅关古道，我都会想起李白的这句诗，心里念着，足下这光滑古远的石路，该走过多少过客？他们过岭时的心情如何？或者简单说，古人是如何翻过大庾岭也即是梅岭的？

一天黄昏，余闲翻清人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，无意中在《浪游记快》一章中读到了他过大庾岭的情景。文章不长，不妨摘录如下：

由赣关至南安登陆。值余三十诞辰，秀峰备面为寿。越日过大庾岭，出巅一亭，匾曰“举头日近”，言其高也。山头分为二，两边峭壁，中留一道如石巷。口列两碑，一曰“急流勇退”，一曰“得意不可再往”。山顶有梅将军祠，未考为何朝人。所谓岭上梅花，并无一树，意者以梅将军得名梅岭耶？余所带送礼盆梅，至此将交腊月，已花落而叶黄矣。过岭出口，山川风物便觉顿殊。岭西一山，石窍玲珑，已忘其名，舆夫曰：“中有仙人床榻。”匆匆竟过，以未得游为怅。至南雄，雇老龙船，过佛山镇，见人家墙顶多列盆花，叶如冬青，花如牡丹，有大红、粉白、粉红三种，盖山茶花也。

沈复是个不出名的画家，靠卖画难以维持生计，便随亲戚到广州来做点小生意。这是他第一次翻过大庾岭到广东，因而较详细地记录了沿途所观所感，寥寥数笔，却颇为传神，让人如临其境，只是文中所记大庾岭上的亭、碑与祠，现如今似乎已难见踪影。

说到大庾岭，都会联想起唐朝诗人张九岭开辟梅关的故事。

其实在此之前，梅岭驿道早已存在，只是路难行而已。隋唐时期，全国分为十道，而远离长安的岭南道，成了流放之地。哪个官员得罪了皇帝，皇帝一句：行流刑，贬岭南某处。这官员就赶紧跪下“谢主隆恩”，第二天便得收拾行李上路，哭着喊着与亲人道别。

那时，岭南被呈东西走向的五岭横挡着，属于化外之地，交通极为不便，所幸大庾岭有一个隘口，秦汉时便修了驿道，路相对好走些，因此迁客南下岭南，多乘船从长江转赣江溯水而上，再登船走陆路翻过大庾岭进入广东南雄境内，再坐下水船直达广州。大庾岭也由此出名，进入路过此处的历朝骚人诗客的视野中。

两年前，为写作《张九龄》，我较为集中地研读了有关唐朝的史书和文学作品，发现在女皇武则天身边，有不少宠臣是当时的文学高手，如沈佺期、宋之问都是少年天才，长相英俊，同为上元进士和宫廷诗人，并称为“沈宋”。两晋南北朝以来，诗律屡变，至沈约、庾信，以音韵相婉附，属对精密。到了沈佺期与宋之问，尤加靡丽。由于得到武则天的宠爱，沈、宋二人悠闲自在地陪着圣上吟风弄月，喝酒作乐，写应制诗，回忌声病，约句准篇，著定格律,遂成近体,如锦绣成文。史论以为，沈宋二人是律诗体制定型的代表诗人。

因此，两人成了当时的文学标杆。可以说，张九龄是读着二人的诗歌成长的。长安二年（702年）春，张九龄第一次进京参加进士考试。主考官正是沈佺期。沈佺期在众多考卷中一眼看中张九龄的文章，啧啧称奇，当堂朱笔一点，通过。因而，他可谓是较早相中张九龄才华的伯乐。

然而，沈佺期、宋之问在为官为人上私德皆差，趋炎附势，贪恋钱财。武则天退位后，二人均被撤职，流放岭南，其中，沈佺期被流放到灌州（今越南北部），宋之问则到了泷州（今广东罗定）。所幸的是，二人去官后，不用再为皇帝写应制诗，回归诗人身份，其诗开始接地气，写真性情真感受，不再矫揉造作，质朴而有深意。

神龙元年（705年）春，宋之问在贬往泷州的途中，曾住在大庾岭以北的驿站。那晚，独居驿站，他油然想起“陇头梅”的典故，北望家乡，感慨万千，写下了《题大庾岭北驿》：“阳月南飞雁，传闻至此回。我行殊未已，明日复归来？江静潮初落，林昏瘴不开，明朝望乡处，因见陇头梅。”

想当初，这个风流才子是何等的春风得意。一次游洛阳龙门，武则天命群臣赋诗，左史东方虬率先成诗，武则天赐锦袍。而随即，宋之问奉上“新鲜出炉”的《龙门应制》一诗，因文理兼美，众人连称妙哉。武则天大悦，令内侍夺回东方虬的锦袍，转赐宋之问。此中予夺，让宋之问一诗成名。此后十五年间，宋之问很快由从九品殿中内教跻身五品学士，为世人钦慕。而如今他却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，怎不哀怨自怜？

次日一早，宋之问乘一辆用一马驾辕的轻便马车颠簸于狭长的栈道上，在就要翻越大庾岭的瞬间，不禁停车北望，泪珠顿生，吟出有名的《度大庾岭》：“度岭方辞国，停轺一望家。魂随南翥鸟，泪尽北枝花。山雨初含霁，江云欲变霞。但令归有日，不敢恨长沙。”

岭南当年属于南蛮之地，瘴气逆生，毒虫遍地，宋之问的诗，写出诸多南迁之人的心境。在他们看来，过大庾岭犹过“鬼门关”，有去难回，其恐惧而矛盾的心情也便自然而生。

正是失去了往日的宠爱，宋之问面对大庾岭感触良，无形中诗风大变，催生了诸多上乘之作。张九龄少时经老师指点，读过宋之问的诗，并以之为范本学写五言诗。他最爱的即是宋之问被贬后所写的寄情山水、体察民情之诗，如《江亭晚望》《晚泊湘江》《题大庾岭北驿》和《度大庾岭》等。

当然，并非每一个南迁之人都像宋之问那样悲观。垂拱四年（688年），武则天策试贤良方正，亲临洛阳城南门主考，二十一岁的张说应诏对策，从上千名考生中脱颖而出，为天下第一。武则天以为近古以来没有甲科，张说遂屈居为乙等，授任太子校书，迁左补阙。长安初年（701年），武则天诏令张说与徐坚等人撰修《三教珠英》。他俩不负圣望，以《文思博要》为本，完成了巨著。书修成后，张说迁右史、内供奉，兼知考功贡举事，后又擢任凤阁舍人。

然而，命运也有弄人的时候。长安三年（703年）九月，张说因一言不慎，得罪武则天，被流放到岭南。张说在翻越大庾岭时，正是隆冬季节，看到岭上竞放的梅花，他触景生情，写下《度大庾岭》《梅岭花》两诗，其中在《梅岭花》写道：“塞上绵应拆，江南草可洁。欲持梅岭花，远竞榆关雪。”

比起宋之问，张说还算达观，并没有悲惨心情。官场沉浮，风云变幻，谁也说不清。韶州刺史听说朝中大手笔张说路过，特设宴款待。宴席中，韶州刺史专门提到了岭南新科进士张九龄。张说问：“能否将此子文章拿来一读？”刺史手边正好抄有张九龄的诗文，便赶紧呈上。张说阅毕，敲着酒杯忘形地说：“能否引此子一见？”刺史速派人去请。张九龄早闻张说是当今文坛领袖，一见张说伏身便拜，行后进之礼。张说见张九龄眉清目秀，举止有礼，甚是喜欢，起身将他扶起。众人重新坐好，新温一壶黄酒，叙起话来。当听说张九龄先祖郡望是范阳时，张说抚着小胡子笑称：“我的郡望也是范阳，世居河东，徙家洛阳，若对族谱，都是东晋张华之后。细算一下，我俩当是同族之人，可以族叔相称啊。”

张九龄见张说如此放下身段与自己通谱，忙以晚辈之礼起身再拜。张华是晋朝知名文人，早年作有《鹪鹩赋》，后有文集十卷和《博物志》一部。张九龄从小仰慕张华，其另一名字“博物”就出自《博物志》。而张说、张九龄同为文士，又通族谱，说到张华，两人自然有说不完的话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感。

张说是爱才之人，这一次过岭与张九龄通谱，对张九龄的成才意义重大。当时张说是戴罪之人，不好在韶州久留，两人匆匆相见后便就此一别。再见面时，张九龄已任九品校书郎，而张说也被中宗重新起用，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监修国史。此后，张说在唐中宗、唐睿宗和唐玄宗时，多次拜相，并不忘处处提携张九龄。张九龄由此脱颖而出，继张说之后，成为一代贤相和文坛领袖。

有意思的是，张九龄身居岭南，却没有留下多少与大庾岭相关的诗，遍览他的文集，只发现下面一首，但诗中一字一句却是其辞官归来的心情：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自始兴溪夜上赴岭

        尝蓄名山意，兹为世网牵。征途屡及此，初服已非然。

        日落青岩际，溪行绿筱边。去舟乘月后，归鸟息人前。

        数曲迷幽嶂，连圻触暗泉。深林风绪结，遥夜客情悬。

        非梗胡为泛，无膏亦自煎。不知于役者，相乐在何年。

与南迁的贬官不同，大庾岭在张九龄眼里，却是阻碍岭南与中原交通的障碍，就像愚公面对太行、王屋两座山，非搬掉不可。

愚公移山只是神话，但张九龄觉得打通梅关却是可能。因此，他即使赋闲在家，仍不忘上书皇帝求得支持。最终，他以京官左拾遗的身份主持了开辟梅岭新道这项功在千秋的大业。其修路的艰辛和意义就像他在《开凿大庾路序》所写的：

开元四载，冬十有一月，俾使臣左拾遗内供奉张九龄，饮冰载怀，执艺是度，缘登道，披灌丛，相其山谷之宜，草其板险之故。岁已农隙，人斯子来，役匪逾时，成者不日，则已坦坦而方五轨，阗阗而走四通，转输以之化劳，高深为之失险……

只是有些令人不解的是，《旧唐史》《新唐史》中的《张九龄传》，都没有记载他开辟梅岭新道的事迹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他自己上京也没有走这条新路。我仔细研读他的诗句，他从京城回家，多从湖南境内经过，翻越骑田岭，沿武江而下。这条路虽是艰险，却比梅岭驿道近了一千多里，也许是归心似箭的心情，他宁愿择险就近而行。

但无论如何，梅岭古道上开始热闹起来，不再仅仅是闯关打仗的军人，躲避战乱的流民，满脸戚色的贬官，还有走南闯北的商贾，进京朝拜的番人。岭之南也不再是野草丛生，野兽出没，有了乡村有了牛耕有了祠堂有了围屋。南腔北调的人在此杂居，他们的后代一拔拔长大，北方家园的记忆，化成了传唱的童谣。而最为清淅的身影，还是那些饱读诗书的文人们。他们把张九龄开通梅岭新路作为一个典故写入诗中，以示对这位诗人的敬意和怀念。

宋哲宗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秋，惶恐滩上驶来一艘官船，船头立着一位头戴靛青斜角头巾、身穿玄色夹袍的老人，他就是五十七岁的苏东坡，刚刚从定州知州调任英州知州，又再贬为宁远节度副使，惠州安置。人近晚年，还遭如此贬谪，想来他的内心应是悲凉的，好在身边还有爱妾朝云相伴，心里还有少许安慰。

在赣州盘桓数日后，苏东坡来到梅岭，留下一首《过大庾岭》：“一念失垢污，身心洞洁净。浩然天地间，唯我独也正。今日岭上行，身世永相忘。仙人拊我顶，结发受长生。”显然，苏东坡是达观之人，他毅然决然地把自己的悲戚丢到岭北，过岭时幡然领悟，在岭南这块陌生之地寻找心灵的慰藉。

过岭后，这位大学士在韶州逗留了一段时间，并专门到张文献公祠拜谒，读祠中所藏《千秋金鉴录》有感，写下对张九龄的敬崇和评价：

远沂渊源曲不东，犹存文献后家风。江南作相何人始，岭表孤忠独我公。

岂特魏房姚宋上，直追天宝卷阿中。幸将箴鉴当前照，半百痴迷顿破蒙。

弹指间，六年多过去，苏东坡蒙宋徽宗开恩，奉诏内迁。北归途中，他又一次登梅岭，穿行在古驿道上。正是梅花飘香之际，东坡诗兴大发，写下《庾岭梅花》：“梅花开尽杂花开，过尽行人君不来。不趁青梅尝煮酒，要看细雨熟黄梅。”表现归来的喜悦。

在岭上的一间小旅店，一位当地老翁感觉到来者的谈吐不凡，暗中问一旁的随从：“长官是谁？”随从答：“是苏尚书。”老翁上前来施礼：“久仰尚书大名，今日北归，是天佑善人也！”东坡听了很受感动，视之为知己，抓起毛笔，题写《赠岭上老人》于墙壁上：“鹤骨霜髯心已灰，青松合抱手亲栽。问翁大庾岭头住，曾见南迁几个回。”

最后一句，他想起病逝于惠州的爱妾朝云，心中诸多的辛酸和苦痛以发问的形式宣泄。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，与苏轼先后谪居岭南的人，由于经不住政治上的打击与生活上的折磨，一个一个登上点鬼录。如吕大防、刘挚、范纯仁、范祖禹、秦少游等等，能够生还的，确实没有几个。苏东坡算是幸运的，还能重回江南，病逝于常州。

比起苏东坡，战败被俘的文天祥更为悲凉。

祥兴二年(1279年)五月四日，元兵把文天祥从广州押回大都受审（今北京）。当身带枷铐的文天祥踏上梅岭越过关楼时，举目远眺，哀鸿遍野，满目疮痍，山河易色，不禁百感交集，写下了一首慷慨激越的《南安军》。“梅花南北路，风雨湿征衣。出岭谁同出，归乡如不归。山河千古在，城郭一时非。饥死真吾志，梦中行采薇。”

文天祥的故乡是庐陵（现江西省吉安县），从南安（现江西大余县）到庐陵，走章江水路，在古代大概三天左右。文天祥一路走来，心中感觉到，生未能为国尽责，只能死为国尽忠。他细细盘算着，越过梅岭进入江西境时就开始绝食，经过三天，正好到家乡庐陵时，就绝食而死，这就达到了他生不做元人、死做庐陵人，完成“首丘”之义的心愿。他希望，在梦中也许可以像古人一样“行采薇”了。

文天祥一绝食，押送他的元将石嵩急得要命，怕他饿死路途交不了差，就命士兵强灌。凶恶的士兵用竹片撬开文天祥的嘴，用竹筒强行灌入食物。嘴被撬破了，舌被撬烂了，牙床被撬肿了，文天祥每次都被灌得满口鲜血，血水和食物一起吞入肚子。由于元兵野蛮的强灌，使文天祥的绝食没有成功。元十九年（1282年）十二月初九日，文天祥在大都被押往刑场，从容就义。一颗凝聚民族精魂的文曲星就此陨落，年仅47岁。

与文天祥心境同样苍凉的还有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。

万历十一年（1583年）二月，五十五岁的戚继光受张居正牵连，由蓟镇总兵贬为广东总兵。那是一个清秋时节，他登上梅岭时，一弯明月挂在天际，月下是高高的关楼：“五岭山头月半弯，照人千古去未还。青鞋芒履途中味，白简红缨天上斑。姻水情多鸥意惬，长林风静鸟声闲。依稀已觉黄粱梦，却把梅关当玉关。”

戎马一生的他多么希望眼前的梅关是玉门关，他可以出关卫国，战死疆场！然而，这是梅关，南下是无兵可练的广东。在广东，他除经营军务之外，编纂整理了十四卷本《纪效新书》和文集《止止堂集》。次年十一月，他被罢官，几经辗转，回到故乡山东蓬莱，三年后在孤独凄凉中溘然长逝。

从东晋到清末，经过梅岭又留有诗作的诗人数以百计，南齐有范云，唐代有宋之问、张九龄，宋代有苏轼、文天祥，元代有伯颜、聂古柏，明代有戚继光、汤显祖，清代有王士桢、钱大昕等，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，境遇不一，梅岭山川景色给他们的感受有别，因而迸发出的思想情调彼此也不一样。我不能一一详列。

每次到南雄，我都要到市中心的三影塔下转一圈，看传说中的三影是否出现。自然都失望而归。一次，我读到李白的诗句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，猛然想起那三影塔，心里念着，三影塔里的“三影”可是李白笔下的“三人”？全是诗话醉话。可南雄的朋友说我们的“三影”是实实在在的，只是你无缘发现而已。我不禁有些惶然。

我只好离三影塔而去，透过历史的迷雾，到更深远的时空去寻找。我由此看见，二千余年来，梅岭上晃动着各种身影。如今这里已面貌一新，来来往往的都是轻松的游客。梅岭。只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留在人文的深处。只有岭上的梅花，虽经冰雪寒风，仍常开常新，送你缕缕米黄的清香。